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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英国《卫报》网站12月25日刊登题为《我们皆可成为英雄：2025年全球范围内那些鼓舞人心的普通人》的文章，作者是朱莉娅·迪亚斯·卡内罗、卡米勒·艾哈迈德、弗洛朗丝·米耶托、尼利玛·瓦兰吉、凯特·莱和萨斯利玛·贝古姆。全文摘编如下：

　　从在巴西兼顾传统医学与西医的原住民医生，到为养活家人在加沙冒死前行的父亲，这些人凭借坚定的意志与无畏的勇气脱颖而出。

　　2012年，阿达纳·奥马瓜·坎贝巴从巴西亚马孙地区马瑙斯的家中出发，跋涉4000公里，前往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，攻读令人向往的医学专业。她成为自己所属的坎贝巴族首位获得医学学位的人，该领域至今仍主要由白人精英主导。根据202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，在巴西的医学专业毕业生中，原住民仅占0.1%。

　　即便尚未拿到毕业证，阿达纳便已开始斋戒，努力朝着下一个目标迈进：成为一名巫师。她坚信，自己的使命是搭建起连接西医与原住民多样化传统医术之间的桥梁。

　　2024年，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一场创新大会上，在数百名谈论商业洞见、科技前沿与标准化流行术语的嘉宾和赞助商中，阿达纳格外引人注目。她戴着长长的羽毛耳环，手持种子制成的摇铃走上讲台，发表了一场有力的演讲，直指原住民知识体系被忽视的现状，强调科学研究绝不能否认原住民的专业智慧。

　　阿达纳回到马瑙斯后，为了撰写她的人物专访，我们在数周内进行了多次长时间视频通话，也互发了许多语音消息。令我深受触动的是，当医生不尊重原住民的治疗传统，或原住民患者不信任医生开具的治疗方案时，她总能从中调解矛盾。

　　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在大学里，阿达纳遭遇偏见，甚至险些精神崩溃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坚定了她的决心：“我内心有个声音在说，‘这是你的使命，永远不要怀疑’。”

　　每天，拉伊德·贾迈勒都会离开自己在加沙西南部海岸的帐篷，朝着那个也许能为家人找到食物的地方走去——他称之为“美国援助”中心。他必须和其他人一起排队，沿着指定路线走，还要通过多个检查站，全程被以色列士兵和美国雇佣兵包围。他常常会把这段路程拍成视频上传TikTok，我也是因此关注到他。

　　不久前，贾迈勒发布了一段自己和朋友们趴在地上、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的视频，之后我便与他取得联系。他告诉我，他曾目睹有人在试图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获取援助时丧生——这个由美国运营的军事化援助系统，当时已取代联合国的物资分发工作。尽管面临巨大危险且多次空手而归，但他从未放弃。因为市场上的食品价格高得离谱，这是他唯一能养活家人的办法。

　　加沙已不再占据新闻头条，但成千上万像贾迈勒这样的普通巴勒斯坦人，正面临第三个饥寒交迫、流离失所的冬天。

　　阿拉克·“库库”·阿奎仍记得那些毫无意义的街头斗殴经历，以及母亲去监狱探望他时流下的泪水。“我花了三年才退出那个帮派，”这个25岁的前帮派成员回忆道，“因为要离开帮派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付钱才能获得自由。”

　　如今，阿奎是一名足球教练，也是“青少年梦想足球学校”的负责人——该学校由他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东郊创立。他坚信，体育的力量能够遏制本国青少年暴力事件的急剧上升。

　　他希望为青少年提供帮派生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，这一使命源于他自身经历，源于那种“无人支持”却又渴望“有所成就”的感受。“年轻人想在社区里出名，他们需要钱，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饱。而帮派能提供这一切。”他回忆起2013年自己加入帮派的缘由。

　　“我想打造自己的事业。”他说，“一开始只有7个孩子，现在已经有1000人了。这让我相信，我能用足球终结帮派问题。”

　　让我深感敬佩的是，阿奎不仅摆脱了那条自毁之路，还在自己曾经加入帮派的社区里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物。如今，他可以自豪地为那些原本可能觉得被社会抛弃的孩子们，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，并带来归属感。

　　今年6月雨季正盛的时候，我走进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一片茂密雨林的腹地，细细观察那些纤小的兰花与罕见的凤仙花。在56岁的拉利·约瑟夫的带领下，数十名当地社区妇女肩负起重任，负责保护和培育2000余种或被世人忽视、或已被遗忘的本土植物。她们被大家贴切地称作“雨林园丁”。

　　约瑟夫19岁时便投身物种保护事业，师从自学成才的德国环保人士沃尔夫冈·托伊尔考夫。当她领着我参观古鲁库拉植物保护区时，将各类稀有娇嫩植物的养护方法娓娓道来，言谈间展现出渊博学识与满腔热忱。这些植物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，需要特定条件才能茁壮成长，开花结果。

　　眼前的一幕恰恰提醒着我：小小的守护行为也具有强大的力量，能在漫长岁月中不断积聚，最终孕育出一片独一无二的繁茂森林。

　　埃米·姆巴耶是一名助产士，在塞内加尔渔业小镇若阿勒经营着一家卫生所。我是在一次前往探访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(MSI)生殖选择团队的工作时结识她的。这个团队为当地女性提供避孕服务。

　　如今故地重游，这家卫生所的状况变得愈发糟糕。我们抵达时正逢下雨，屋顶不停往下滴水，地上摆满接水的水桶。

　　姆巴耶告诉我，诊所就连一次性手套这类基础物资都常常供应不足。卫生间里没有自来水供应，停电更是常见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这家卫生所仍是周边数千民众唯一能依靠的医疗机构。前来进行避孕诊疗的妇女对此心知肚明，她们也都十分信赖姆巴耶——镇上许多孩子，都是由她亲手接生的。

　　受气候危机和过度工业捕捞的双重影响，小镇的渔获量持续减少，居民生计日益艰难。塞内加尔没有提供免费医疗的全国性医疗体系，费用成了当地人求医问诊的一道障碍。

　　这就意味着，有时姆巴耶通知患者前来复诊，对方却因囊中羞涩无法前来。姆巴耶说，有时她和诊所的另一名护士会自掏腰包帮患者垫付，但她们的能力终究有限，无法顾及每一个人。

　　姆巴耶清楚，自己无法为患者提供高标准的治疗，但她始终引以为傲的是：在她的诊所里，从未有任何一名女性因为生孩子而丧命。

　　我第一次采访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·谢里夫，是为了报道他的同事法迪·瓦希迪遇袭一事。瓦希迪在加沙北部进行新闻报道时，被以色列国防军击中颈部，而谢里夫那时正与瓦希迪在一起。他向我描述了两人当时的遭遇：以军不断追赶和射击，他们一路奔逃，拼命寻找掩护。

　　谢里夫讲述那个时刻时，我能感受到他语气里的沉重。即便如此，最令我动容的却是他镇定的态度、条理清晰的叙述，以及那份绝不允许恐惧遮蔽真相的坚持。

　　后来我才得知，由于以色列对当地医疗机构实施封锁，谢里夫曾用担架抬着瓦希迪，辗转多家医院寻求救治。这些细节，他在采访中只字未提。当我就此向他追问时，他淡淡地说，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。

　　在那之后的数月里，谢里夫多次协助我采写关于加沙的报道。他为人和善，懂的又多，总是不吝付出自己的时间。我们原本约定，要再进行一次采访，主题是饥饿如何影响加沙记者的正常工作。

　　然而，这场约定的采访最终未能实现。2025年8月10日，谢里夫在希法医院外的一个新闻帐篷内进行报道时，遭到以军蓄意袭击，不幸身亡。

　　谢里夫心里十分清楚，记者证非但不能为他提供任何保护，反而会让他身处险境。过去两年间，加沙已成为对记者而言最危险的冲突地区。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显示，以色列正在实施“针对记者的蓄意杀戮与噤声行动”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即便曾有机会离开加沙，谢里夫却选择留下。因为在他心中，加沙的故事必须被世界听见。他诠释了什么是最纯粹的勇气，什么是最纯粹的新闻操守。谢里夫的离世，是无可估量的损失——对他的家人而言，对加沙而言，对每一个坚信真相值得不惜一切去捍卫的人而言，皆是如此。（编译/郭骏 朱丽）